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
当年亲历此事的实习生,多年后和我提起此事,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,说到激动之处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,故事的当事人,都还活着,而且都属于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也为了不打扰当事人的安宁,阿宝将当事人的名字以字母代替。
隐去了这些信息,似乎就显得不够真实和有力。而漫长的时间,也注定使一些细节变得有些模糊。大家就当个故事,姑妄言之妄听之吧。
故事,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个中国北方大城市里。
这个大城市里,有一家全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,而大学旁边,是与大学比邻而居的一家全国著名的三甲医院。
那一年,A同学在这家医院普外科实习,B医生是普外科的住院总医师,而C主任是这个科室的副主任医师。三个人,分别代表了医学生涯的三个层次,A是最底层的“菜鸟”,B是刚脱离“菜鸟”的普通医生,而C则已经晋身专家级别,是业内公认的腹腔镜手术一流的高手。
C专家对下级医生包括实习医生极其严格,曾经有女实习医生在手术室因为有几缕头发露在帽子外面,被他认为违反无菌原则,从手术室直接骂了出去。
背地里,被他的严苛要求折磨的苦不堪言的实习医生都称C为“变态”,但是,对于这位变态老师的技术水平,他们无不打心眼里佩服。
医院的日子,紧张忙碌而规律,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。A同学、B医生、C主任,三个人作为机器上的三个功能各不相同的零件,也每天高速而规律的运转。
直到有一天,小A的姑妈D教授找上门来。
D是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,得了胆结石,需要手术。由于她现在并没有急性发作,不是急症患者,只能和普通患者一起排队等着住院。保守估计,她要排到一个月以后。
其实胆结石手术并不复杂,不想排队的话,这个城市有的是医院可以做这个手术。但D教授觉得自己对社会价值很大,生命非常宝贵,一定要到全国最顶级的医院,也就是小A实习的这家医院手术。
D教授之前托人想加塞,被医院婉拒了,因为她病情既不紧急又不危重,医院不肯照顾她。
于是D教授找到小A,大大诉了一通苦,说自己最近要出差,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,让小A给想想办法。
小A懵逼了:我一个小小实习医生,哪能帮的上忙。
然而姑母心情很迫切,小A没办法,硬着头皮给科室住院总B说了一下。
小A虽然是实习医生,但是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刻苦,在科室很受老师喜欢。B见她实在为难,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:借床。
这家医院虽然是国内顶级的医院,但也不是所有科室都床位爆满,有个别科室床位不太紧张,经常有空床。
于是B建议小A:由B出面去别的科室借床让他姑母住下。然后再由他出面,请几个麻醉科和手术室朋友休息时间到医院加个班,把手术做了。
这个办法,不会侵害其他患者任何利益,既不会影响他们住院也不会影响他们手术。但医护人员会很辛苦,他们必须得每天去别的科室查房处理病人,还得在难得的休息时间拉一群麻醉科手术室的朋友一起加班。
C主任对这一计划默许了。他虽然被学生骂为变态,但其实内心非常善良。他自己就经常帮那些外地的穷困患者借床加台,以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等候时间和开销。每次他找人加台,都免不了被麻醉师护士真真假假骂一顿,但大家都知道他心好,所以他要加台的时候,只要不是太忙太累,能帮就尽量帮一把。
就这样,在不影响其他病人利益的前提下,D教授如愿以偿住进了医院,由C主任主刀顺利做完了手术,顺利出院了。
出院后,出事儿了。
住院的时候,D教授和他老公悄悄给C主任送了五千块的红包,以示感谢。C主任发现后,把钱交给了小A,让她还回去。于是小A就把钱还给了姑母,也就是D教授。后来D教授送了一些水果给加班的医务人员,大家实在推脱不掉,就分着吃了。
然而,不知为何,D教授悄悄把钱收了起来,没有告诉老公。
D教授的老公,是人大代表。
给医生送了五千块钱,D教授的老公一直耿耿于怀,老婆住院期间,他没说啥。待老婆出院以后,他发飙了。
在人大会议上,他以自身经历,在媒体面前指名道姓的强烈谴责C医生和他所在的医院,说:口口声声没有床位无法安排住院,结果把红包给够给足以后,立马就有床位了,就能收住院了。他公开指证C医生收了他五千元红包,痛心疾首的痛斥医院道德败坏,声色俱厉的呼吁加强医疗行业医德教育。
他的发言立即被媒体报道,诸多满腔正义的媒体记者蜂拥到医院,对C医生道德沦丧的行为进行采访和声讨。
从医院到科室再到当事医生,全都懵逼了。
医院问医生:到底收没收红包?
医生说:没收,退了。
人大代表说:没退,收了。
人大代表的指控,无疑比医生的自辩有说服力得多。一时间,不仅上级单位和媒体,就连医院领导和同事,都怀疑C主任真的收了红包。百口莫辩的C主任,医生生涯一夜之间岌岌可危,一个天才的年轻专家的职业前途,面临毁灭性的打击。
幸而,苍天有眼,C主任并不是把红包直接退给了D教授,而是由A同学转交。这一个无意的举动,挽救了他的前途,也挽救了无数的患者。
得知情况后急疯了也气疯了的小A,冲到D教授家里质问姑母:为什么姑父要诬陷好心帮了咱们的医生?
D教授说:“还钱的事儿,你姑父不知道。”
小A说:“可你知道啊,现在闹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?”
D教授义正辞严的说:“你姑父是人大代表,他说收红包,不是针对的哪一个医生,而是针对的整个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,是为了改善整个医疗行业的医德医风。你们科医生没收咱们的红包,难道没收别人的红包?难道中国所有的医生都没收红包?我们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。再说了,他们不是收了咱们两箱水果吗?那也是违反纪律违背医德的!”
小A崩溃了,哭着回到了医院。回到医院躲在宿舍一直哭。当同学去安慰她的时候,她哭着说:“我想不到人性会坏到这种地步,我想不到我那么尊敬的人可以说着这样冠冕堂皇的话,做这种龌龊不堪的事!”
舆论汹汹,B医生受不了了,他对C主任说:“帮小A姑母的主意是我出的,这锅我来背吧。”
C主任说:“你背什么背,我是你上级,手术是我做的。这锅除了我谁也背不了。”
幸运的是,小A没有顾及姑父姑母的面子和尊严,向调查组讲明了情况,证明红包确实没有收。C主任终于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。
那时候没有微博,没有自媒体。
那时候,上级就是天,媒体就是天。
上级不能错,媒体不能错,所以医生和医院必须有错。
最终,医院认为,C主任收了病人的水果,是错误的,勒令他写检查。
事情就这样结束了,一哄而散的媒体,没有一句道歉的话,更没有一个字的更正。而这位大学教授和他人大代表老公的词典里,更是没有认错赔礼道歉这几个字。
风波结束后的小A,在医院压力非常大,很多人,尤其那些牺牲了休息时间加班给他姑母做手术的人,更是一肚子意见。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的小A,一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。
而被实习医生骂为“变态”的C主任,亲自带不好意思进手术室的小A上手术,对大家说:“大人的事情,和孩子没关系。”反复叮嘱本科室和手术室的医务人员善待小A,不要为难她。
事情就这样结束了,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紧张和忙碌。
多年后,当年的C主任已经是全国著名的顶级专家。当我听到这个故事,通过朋友想和他聊聊的时候,他的回答是:过去那么久了,早忘了。
我不知道,他是真的忘了,还是不愿提起。
我宁愿相信是前者,每日忙碌如他,有太多的生命要求拯救,有太多的工作要去操劳。也许他真的无暇去为这些事情生气,更懒得放在心里。
但是,我们所有人做的一切,都会在历史留下痕迹。
这种忘恩负义、反咬一口的事情,肯定不仅医疗行业能遇到。但是,毫无疑问,这样的事情在医疗行业极其普遍,普遍到几乎每个医生都有切肤之痛。
现在的自媒体时代,这样的事情似乎反而越来越多。医疗行业的东郭先生们,不断的遭遇饿狼的反噬。
不久前,在河南某地,一位患者需要手术,当地医院好心好意的帮他联系了上级专家下来做手术,免了他奔波求医之苦。按照事先约定,患者家属只需要支付区区3000元的专家酬劳(包含交通食宿等费用)。
没想到,患者家属先是假意答应并乖乖付钱,在手术顺利完成后却扭头找到当地无良媒体喊冤,指责医院乱收费。在无良媒体和无证记者的鼓噪帮助下,患者成功地实现了对上级医院专家的“白嫖”。
至于大名鼎鼎的聊城“假药”案,就更不用说了。面对身患三种晚期肿瘤的患者,面对家属强烈的救治意愿,医生基于当时的国际研究成果,向患者推荐使用了国内尚未上市的药物卡博替尼。用药后患者病情一度有好转迹象,家属对医生感恩戴德要送锦旗。
没想到,在患者最终不治后,家属反咬一口,指控医生“卖假药”。在无良媒体的疯狂炒作下,这位善良的医生,险些被害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。
而在聊城假药案中竭力还原真相,并付出了禁言一年代价的阿宝,至今被患者家属无休无止的起诉和纠缠。
很多人都问我:阿宝你后悔吗?
我不后悔。
在法庭上,我曾经对法官说过一句话:“我们,不能把人性中最质朴的良善,逼入绝境!”
守护这种良善,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
来源:“烧伤超人阿宝”微信公众号,作者:烧伤超人阿宝
原标题:《当善良遭遇恶意——一个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的故事!》